1978年，“文化大革命”彻底告终，全国展开关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如经济与政治领域里需要重新确立真理的标准一样，艺术也自然会重新涉及“真实性”等一系列问题，艺术的指导思想与标准开始发生变化。美术领域相继出现“伤痕美术”、“乡土写实主义”等艺术思潮。
是年，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的高小华（1955—），在得知“全国美展”的信息后，就开始准备构思创作，不料被校方制止：“你们现在才一年级，主要的任务是画好习作，想搞创作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对入学之前就有参加全国美展经历的高小华来说显然不具有说服力。而且，由于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高小华是非常想把自己的见闻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满脑子都是‘文革’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几乎是一动笔我就决定要画《为什么》了。”于是，高小华冒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请假”在家完成了《为什么》和《我爱油田》两幅作品。
《为什么》这件作品与之前人们熟悉的“积极”和“健康”的作品不同，作品表现了一种悲剧性的主题和灰暗的情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困惑和怀疑。这样的立场与之前要求的艺术标准完全不符。在构图上，高小华采取了完全的俯视构图——画家的意图就是明显地表现出“压迫感”，突出画面悲剧性的主题；在色彩上，画家通过铅灰色调以及厚重的笔触处理，将情绪完全控制在低落与灰暗之中，这显然表现了对“文革”的深深质疑。
同为四川美术学院的王亥（1956—）于1979年创作的《春》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春》的真正魅力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它使得观众不得不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看艺术作品的模式：从对作品主题的简单判断来理解画面内容。实际上，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品的真实含义，因为在创作的时候，作者并没有一个对主题的先行思考，而仅仅听从内心的驱使，使得形象精神模糊化。《春》的构图非常简单：一个女知青站在农村的一个简陋的屋门口，她旁边的地上放着一盆仙人掌，除了她手中的一把梳子，身后的两只燕子以及墙壁上的一顶草帽外，并没有其他东西了。但可以感受出，作品的基调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它反映的是作者及同代人的一种潜在的情绪。
“伤痕美术”时期的另一幅代表作《1968年×月×日雪》出自程丛林（1954—）之手，作者以一个奇特的如同日记般的题目，真实地记述了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场悲剧。它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场武斗闹剧的真实再现。画面上，经过真刀真枪的战斗后，洁白的雪地被鲜血染红，“失败者”被“胜利者”押出他们的“堡垒”。“胜利者”手持相机准备摄下这“辉煌时刻”；“失败者”表现出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事实上，作者笔下的人物对这场荒唐的斗争的全情投入才使得这幅作品更具悲剧色彩，它的批判力度也因此超过当时其它有影响的“伤痕”美术作品。
